牛在中国古代是牛科 (Bovidae) 中不同种和不同属家畜的统称。通常指黄牛或普通牛 (Bos taurus) 和水牛 (Bubalus bubalus) ，也包括牦牛等。

中国牛种的驯化和演进普通牛的驯化，距今至少已有 6000 年的历史，在草原地区可能更早。长期的定向选择以黄色为主（见《礼记·檀弓上》），牛角也逐渐变短。到春秋、战国时代，已出现优秀的牛种。现代著名的秦川牛，奠基于唐代，可认为导源于当时，毛色则以红色为主。至于塞北草原的牛种，据南宋徐霆《黑鞑事略》中说：“见草地之牛，纯是黄色，甚大，与江南水牛等，最能走”，也说明了牛种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产生的差异。

水牛在中国南方驯化较早。浙江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二处文化遗址的水牛遗骸，证明约 7000 年前中国东南滨海或沼泽地带，野水牛已开始被驯化；现除在云南偏远地方外 , 野水牛已绝迹。从古代文献看，甲骨文中有“沈牛”一词，被释为水牛的古称，汉代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也有此名词。现陈列在美国明尼亚波里斯美术馆的卧态水牛铜像，是周代文物。明代《凉州异物志》载“有水牛育于河中”，证明古代在今甘肃武威地区也有水牛，只因数目稀少，被视为珍异动物。

牦牛由野牦牛驯化而来。古代用牦牛尾毛制成的饰物称旄，常用作旌旗、枪矛和帽上的饰品。《书经·牧誓》载“右秉白旄”；《荀子·王制》说：“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，然而中国得而用之”，说明先秦时期牦牛产品已成为与西部地区商品交换的内容之一。《吕氏春秋》中“肉之美者，……牦象之肉”，说明牦牛自古也供肉用。

牛利用的历史发展牛在远古时代就被用作祭祀的牺牲。据古文献载，每次宰牛多达三四百头，多于羊和猪的数量。周代祭祀时牛羊猪三牲俱全称太牢（一说太牢是肥育牛的畜栏）；如缺少牛牲，则称少牢，说明自古即以牛牲为上品。《礼记·王制》称：“祭天地之牛，角茧栗；宗庙之牛，角握；宾客之牛，角尺。”这是根据牛角的发育程度，判断牛的老幼，从而区别牛的等级。为了掌管国家所有的牛在祭祀、军用等方面的用途 , 周代设有“牛人”一职，汉以后曾发展成为专管养牛的行政设置。

牛在古代的主要用途是供役用。牛车是最古老的重要陆地交通工具，有认为尧、舜以前已发明牛车，但后来的发展不及马车。井田制度规定每十六井有戎马一匹、牛一头，以备征用。在有驿站交通后，牛在某些朝代，也用于缺马的地区或无需急行的驿运。历史上每当大战之后，马匹大减，牛车就应运而起，甚至有骑牛代步的。元代大量搜刮民马，民间的畜力运输曾以牛为主。但使牛的利用发生决定性变化的，则是农业生产中牛耕的发展。有说牛耕始于铁器农具产生以后。但在甲骨文和金文中，犁字无不从牛字。孔子的门徒冉耕，字伯牛；司马耕，字子牛，二人的名号中都有相应的“耕 ”“牛”二字。这些似都可说明耕地与牛的关系和牛耕之早。自汉代以后的 2000 余年来，许多出土文物更可证明牛耕的发展。“二牛抬杠”和用单套牛耕作的方法，已见于徐州地区汉墓的石刻和嘉峪关、敦煌、榆林等地的壁画。唐初李寿墓的壁画则说明早在 1000 多年前，无论是牛的轭具或耕作技术，都已发展到相当于近代农具的水平。

牛乳及其制品，一向是草原地区各族人民的主食。南北朝时期，已遍及北方农村，《齐民要术》就详细记载了农民挤牛乳和制造乳酪的方法。乳制品在古代通称为酪，也很快推广到南北各地，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，唐时在今甘、青、川诸省以及庐州（今合肥市）也已有此产品。此后，江南如湖州、苏州等地农民也养乳牛，挤乳作酪，并制成乳饼及酥油为商品。直至西洋乳牛输入以前，中国南北不少城市早有牛乳供应，采取的是赶黄牛上门挤乳出售的方法。 20 世纪初期开始，才从欧美引入乳牛品种，饲养在各大城市，供应乳品。至于牛的肉用，虽在 1000 多年前已出现近乎肉牛型的优秀牛种，但限于特定的经济条件，加以佛教的影响，一直未获发展。